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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汉学泰斗费正清的得意弟子，艾恺在当年攻读博士学位时听到老师讲起梁漱溟，便开始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将研究梁漱溟贯穿其学术生涯的始终，1979年海内外第一本系统研究梁漱溟的评传《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在美国出版，让艾恺成为研究梁漱溟的第一人。在梁漱溟诞辰120周年之际，艾恺的《最后的儒家》中文修订版出版。

艾恺回忆道，“第一次访问梁先生，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常常跟别人说我不是一个学者，我承认我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的思想实行实践的人’。”“在我看来，更多的人知道梁漱溟，是他50年代因顶撞了毛泽东”，艾恺感慨道。

1918年，梁漱溟与毛泽东在杨昌济北京的家里相识。艾恺介绍，“毛先生先问他，‘你是咱们湖南人吧？’他说不是啊，随后就给毛泽东说明，北京的梁家原来是桂林人，搬到湖南的是另一支。第二个问题是谁的年纪大，算算后还是梁漱溟大两个月，以后毛泽东就称呼他‘老哥’。”

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梁漱溟跑到延安去，专门找毛泽东讨论中国问题，讨论持续了一个多礼拜，差不多每一天晚上都要讨论。那个时候，国共关系没有公开恶化，两个人讨论得很痛快，没有什么顾虑。艾恺追述那段历史的时候特别提到，“那个时候毛泽东是要强调中国社会与其他社会的共通点，而梁先生则强调中国社会自己的特点、特征，所以他们意见不一致。以后毛泽东跟他讨论问题一致后，才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因为我是一个老外，还敢说，毛主席是受了他的影响。我也问了梁先生，不过他不敢这么说。”

1946年，两人又一次谈话，但是却变得不再畅快，据之前梁漱溟次子梁培宽回忆，“那次毛主席只听他说话，一句话不回答，对于他提出来的政治方案，不做一个字的评论。在毛主席的心里头，关于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做，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他不能轻易表态了。”当时的梁漱溟作为民盟领导人之一，和毛泽东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第一次见面的那种私人关系，而是一种政党之间的关系了。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觉得梁漱溟作为民主党派领导人，已经可以参加人民政府了。“但是他跟毛泽东说，‘我留在外面不是也很好吗？’”艾恺回忆，实际上在当时，梁漱溟和毛泽东已经开始有了一点点摩擦。

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梁漱溟公开顶撞毛泽东，毛泽东大发雷霆。当时总路线要强调城市的工业化，梁漱溟则反对，“你们这样做，就是等于城市的工人是天堂的第九层，而农民还是地狱的第九层了”。艾恺评价说：“以我了解，这是毛主席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控制不了自己，而发了大脾气。很明显他和毛主席的关系破裂了”。直到去世，梁漱溟再也没有见到过毛泽东。

在1980年艾恺采访梁漱溟的录音中，依然能清晰听到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毛主席这个人，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了不起的。他没有什么凭借，就是单身一个人。在他的家乡，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样光身一个人，居然创造了一个新中国，这个人实在是了不起。”

谈及他与毛泽东在1953年的冲突，梁漱溟很感慨，“我好像没有什么伤心的事情，只觉得有自己失败的事情、错误的事情。1953年气太盛、气太高，所以就跟毛公抵触了。那个事情后来我自己想不应该，应当我多尊重他一些，不应当跟他闹翻”。 (余姝 杨学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