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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肇星已经出版了十几本书，新书《说不尽的外交》是他第一本写外交题材的书，在书中，李肇星回忆了战争年代成长的特殊经历、北大求学的时光以及从事外交工作40余年来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其中不乏中国重大外交事件决策和谈判过程细节的披露。

为了这本书，李肇星前后写了3年，在他看来，“感觉比较满意的就是说的都是真话，至少在我知识范围之内是真话。有时候说真话不容易，你以为是真话也不一定，我是尽量说真话。”

1940年10月，李肇星出生在山东胶南。1959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求学。朱光潜教授、李赋宁先生和普通学生一起排队的情景他至今难忘，“北大给我无声的第一课是使我知道了我自己多么无知”。

“中国孩子平均有永恒记忆的年龄是大约4岁，4岁之后发生的事能记一辈子。”李肇星4岁的记忆是：为了躲避日军，跟着母亲躲到玉米地里，母亲捂着他的嘴，怕他叫、怕他哭，不让他发出声音。他第一次听见外国人说话，是日本人的“哇啦、哇啦”。

“当时的想法就是‘什么时候我的家乡不用再经历这种事？’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我的梦想。实际上就是希望家乡能够不受外国的侵略，一个男孩应该有哭的权力、有叫的权力，就这么简单。”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他相信，“一个人的梦想应该是具有政治性质的、社会性质的，只有祖国解放了才有你的有尊严的好日子。”

1964年中法建交，这一年李肇星刚到外交部工作。周恩来总理指示选一批懂英文的学生去学法文，其中就有李肇星。在外语学院的第二年，院领导表示，1966年下半年会公派他们去法国巴黎或瑞士日内瓦留学。结果这次留学计划又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和许多知识青年一样，李肇星去乡下劳动、在部队锻炼，陕西、湖南、广东、河北，他去了外交部所有能安排的地方，然后去了非洲。这一番周折坚定了他关于个人梦想和祖国命运的论断，“你可以做梦，但是那个梦想离不开祖国的发展历程”。

虽然多有磨难，李肇星还是希望通过自身经历向年轻学子传达：人要忠诚于祖国。“为什么要忠诚于祖国？很简单，就是因为祖国有伟大的人民。”

“你知道怎么看出一个人是艺术家吗？”李肇星的问题让所有人都一愣。他一边看着留长发的记者，一边说：“要么头发比女士长，要么干脆没头发。”

说完，李肇星带头笑起来。今天他戴了一条围巾，用他的话说，是“冒充五四青年”，因为当时人们多不会打领带，用围巾比较方便，李肇星特别加了条注释：“听说是这样，那时候我也不在。”

桌子上，不知谁摆上了烟灰缸，李肇星指着它，又开起了玩笑：谁摆的？一个可以罚款500元啊。他解释道，2005年中国便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6年正式生效，可到现在仍有很多人不遵守，他笑着说：“至少可以不在公共场合吸烟嘛。”

这是李肇星典型的说话风格，他特别善于用看似不经意的方式，说出自己的观点。

当好人的好处是老乡多

李肇星的感慨是：所以最好是当好人，当好人的好处是老乡多、朋友多。

遇到新朋友，李肇星最喜欢问两个问题：一是老家在哪里，二是学什么专业的。

问第一个问题，是因为每个人和每个国家一样，都有其历史，而且从外交上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人家不会觉得不好回答。李肇星第一次去德国是1965年，他问当地人怎么看希特勒，德国人说：他不是我们德国人，是奥地利人。后来李肇星去奥地利，奥地利人又说希特勒是德国人。李肇星的感慨是：所以最好是当好人，当好人的好处是老乡多、朋友多。

至于第二个问题，是为了发现别人的长处在哪里，好向别人学习。

说着说着，李肇星又切换到“玩笑模式”，他说：在外交上，有两种问题不能问，一是见了男的不问工资，除非你是税务局长，怕他不交税；见了女的不问年龄，除非你是她的组织部长，想提拔她。你看，我就从没问过这两个问题吧？

摆事实胜过讲道理

经过多年外交历练，李肇星有了自己的说话方式：都说摆事实、讲道理，但在这个多元世界中，道理是不太容易讲清楚的，所以要多摆事实。

1985年，李肇星当上外交部发言人，他向季羡林先生请教发言人该怎么说话，季先生不太满意这个问题，说：不要太把头衔、官衔当回事儿，不管你是不是发言人，说话都要注意两点，第一绝不说假话，第二真话不全说。真话为什么不全说？真话多说不完，都说就太啰嗦了。

多年外交历练，李肇星有自己的说话方式：都说摆事实、讲道理，但在这个多元世界中，道理不太容易讲清楚，所以要多摆事实。

有一次，一个美国高官对李肇星说：你们不讲人权，你们汉人像潮水一般涌进西藏去当干部。李肇星回应道，我请你去西藏，看看事实再说话。这个高官说去不了，他血压高。李肇星反问道：难道汉族官员血压不高？他们去西藏，并不是因为那个地方能享受，而是替老百姓去干活，我的老乡孔繁森去西藏了，他就是在那里得病的。这样，我们的医药很好，先给你治好高血压，再去西藏看看？可他怎么也不敢去。李肇星说：那以后就别再乱说了。

外交不是唇枪舌剑

“我觉得唇枪舌剑是一种夸张，需要打上引号。还有人说谁谁谁铁嘴铜牙，多难看啊，我不愿意做那种人。”

其实，李肇星并不是吵架高手，也会有吵不过的人。

“吵不过，说明我不愿意吵，我很少跟人吵架，包括跟外国朋友没有吵过架。我觉得唇枪舌剑是一种夸张，需要打上引号。还有人说谁谁谁铁嘴铜牙，多难看啊，我不愿意做那种人。我没有跟人吵过什么架，主要是摆事实。说吵架，也就是各自为了各自的利益，最好让事实说话，自己少动感情，更不要扔砖头石块。”

每个人都会影响国家利益

外国服务员说：你们点的够多的了，是不是可以不点了，万一不够再点……李肇星说：“我觉得这点对我很刺激，我们还得领导号召节约粮食。”

今年6月30日，73岁的李肇星正式办了退休手续，离工作50年只差几个月，未来会更多关注民间公共外交。

什么是民间公共外交？李肇星举了一个例子：1965年9月第一次去瑞士，有个人掏口袋掉出一片纸来，后面人马上捡起来，悄悄扔进垃圾桶。回国后，李肇星也会这么做，可现在不行了，因为捡都捡不完。

李肇星认识的一个残疾女孩在北京上小学，后来去美国上小学，李肇星的夫人曾问她：你喜欢哪边啊？女孩说：我喜欢中国，但我喜欢美国小学，因为在中国同学会嘲笑我，说瘸子来了，而美国同学会帮我推车，没有人不尊重我。

今年李肇星去波士顿，大家到一家餐馆吃饭，正点着菜，外国服务员说：你们点的够多的了，是不是可以不点了，万一不够再点？人家担心浪费粮食，不为多赚钱而高兴，李肇星说：“这对我很刺激，我们还得领导号召节约粮食。”

在李肇星看来，每个人都会影响国家利益，至少是形象。

健康的秘诀是和青年人在一起

一位老中医告诉李肇星，要多跟年轻人在一块，可以多沾点儿青春之气、朝气，有利于健康。

退下来以后，各大学争抢李肇星，如今他在几所大学做名誉教授，清华、北大、复旦、中国政法大学、国防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甚至还有中医药大学，海洋大学也请李肇星去，李肇星说不会游泳，万一掉海里怎么办？校方的回答也足够幽默：当老师可以不游泳。此外，还有香港浸会大学、澳门的理工大学等。

一位老中医告诉李肇星，要多跟年轻人在一块，可以多沾点儿青春之气、朝气，有利于健康。所以李肇星尽可能多接触年轻人。在家里，李肇星的口号是：爷爷奶奶好好学习，孙子孙女天天向上。

为了偷懒才写诗

到初三之前，因家贫买不起钢笔，也没有圆珠笔，只能用毛笔抄写，为了偷懒，所以开始写诗。

李肇星写诗，还曾因此获得过聂鲁达文学奖。

李肇星原来更喜欢写散文，但散文抄起来太麻烦，从初一到初三因家贫买不起钢笔，也没有圆珠笔，只能用毛笔抄，为了偷懒，所以开始写诗。

当时主要看毛主席在《诗刊》上发表的诗词，后来毛主席给山东诸城人写过一封信，说格律诗比较难写，对人的思想是一种束缚，他从小学时就这么写了，年轻人不一定要学。李肇星听了毛主席的话，就再也不写格律诗了。

李肇星是不写难受时才会动笔，多在旅行的飞机或火车上写，李肇星写的多是短诗，很少超过14行。

李肇星喜欢看小说，比如他老乡莫言写的《蛙》，有记者问您看《蛙》不觉得恐怖吗？李肇星说，还好，他认识一个美国作家叫科恩，当过国防部长，他老婆抱怨嫁给这个老公太麻烦，他写的东西都不敢看，看了就睡不着觉，因为他专门写恐怖故事。

依法治国最重要

“所以要依法办事，光提倡要忍不行，还要提倡依法治国、依法办事……”

提到写诗，有记者提到唐代诗人、《悯农》的作者李绅，当年曾写下“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可当官后却穷奢极欲，以鸡舌为餐。

李肇星有点儿吃惊：会有这种事？我们姓李的还有这种人？谢谢你，你教了我知识，这种两面派是有的，小时候好一点儿，后来当了官变坏了，完全有可能。

沉吟了一会儿，李肇星说：“所以要依法办事，光提倡要忍不行，还要提倡依法治国、依法办事。所以现在要加强干部官员的监督了，很重要，一定要有监督。”

李肇星

前外交部长，素有“诗人外交家”之称。

只打过儿子一次

李肇星的感悟是：看来打孩子要在3岁以前，3岁以后不行，他就记事了。

提起儿子，李肇星显然有点兴奋。

李肇星一辈子只打过儿子一次，那时孩子还不到3岁，尿床，尿到了李肇星身上。李肇星后来又觉得不对，向儿子检讨，可儿子却记不起这件事了。李肇星的感悟是：看来打孩子要在3岁以前，3岁以后不行，他就记事了。

因为，李肇星也挨过爸爸的打，那时3岁多，但不到4岁。

李肇星的父亲是抗日游击队战士，偶尔回家，乡里都来欢迎他们，有个邻居叔叔悄悄把李肇星叫到一边，叫他大声喊一个名字。李肇星果然中计，父亲听到后，过来就给了李肇星一巴掌，原来那是他的乳名，在家乡，只有长辈才能这么叫。

和儿子斗嘴不落下风

李肇星说：你看，这数字说明什么？还不是说清华好考，北大难考？难考的学校不是更好一点儿吗？

李肇星夫妇两人毕业于北大，可高考时，孩子却报了清华。

填志愿时，李肇星建议儿子报北大，可儿子却“假装幽默”：我想报一个稍微好点儿的学校。

高考成绩下来了，儿子被高分录取，得意洋洋。当时李肇星已是外交部发言人了，想整他一下，就问：你们班有多少人考进清华和北大？儿子回答说，考进清华的20多个，北大13个。

李肇星说：你看，这数字说明什么？还不是说清华好考，北大难考？难考的学校不是更好一点儿吗？

儿子垂头丧气地回了房间，过一会儿才出来，说：被你给说糊涂了，考上北大的人少是因为我们班报北大的人就少。

后来李肇星把这个故事讲给胡锦涛听，胡显然支持校友，说：孩子是认真的，也是有道理的。

陈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