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多所高校新增“大数据”专业

导语：9月26日，凤凰文化携新书《洞见》做客上海季风书店，与评论家朱大可、王晓渔、马小盐共同分享关于大众文化批评和当下思想文化现状的观察与思考。

王晓渔认为专业批评应该一直有存在，文化批评的价值就是参与社会建设。全是正能量反而是一种负能量、没希望，如果大家都在批评那就还是很有希望的，说明大家有期待。言论开放不是只有好的言论，没有坏的言论。文化批评要有一个社会空间和大家经过讨论协商所形成的一种价值观，文化批评未必是写给公众看的，而是写给受过基本训练的和教育的对象，常识不是百科知识，我们今天所说的常识有可能是反常识的。

王晓渔

同济大学的文化批评研究所05年成立的时候，我们的自媒体时代其实还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后来有了微博，紧接着有了微信，越来越多发表观点、表达态度的平台。似乎吐槽就是大家各自从事的一种批评，而且这种吐槽里面不乏有才之人各种脑洞大开的调侃，语言好像显得也很犀利。那么您觉得这个能不能算是一种正确的批评？或者说在这样一个乐于表达的状况之下，专业批评它还有没有必要存在，如果有它存在的必要，那是什么呢？

王晓渔：专业批评我想应该一直有存在，不是存在什么时代就成了突然没了。说到网络的自媒体，我倒不认为是2005年以后的，其实网络时代就开启了自媒体时代。我最初上网是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往往是很多时候对思想化非常感兴趣的，每个人办一个网站，互相之间连接、交往，这个就是非常标准的自媒体。到了后面很快就进入到一个新时代，BBS时代，很难说是自媒体，但那时候是有公共空间的。2003年以前的网络就相当于一个个人的自媒体，然后BBS构成公共空间，两方相对而言平衡得都很好，一方面可以有公共空间，一方面有自己的媒体表达。后来有博客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反而到了两微时代， 140个字所能表达的东西是有限的，与博客有非常大的差异。我个人挺喜欢博客时代，我就某本书写一些感想，而可以完全按照个人理念来写，不用考虑任何读者的。而且到了最后会发现，你完全不考虑读者的写作，反而会有很多读者看，读者会恰恰跟你的趣味非常接近的。绝对数量未必那么高，比如说我的文章如果在门户网站发表的话，那一般有的时候会有几万几十万看，但是在个人博客上面有可能仅仅是几千人看。但是我个人通常觉得那个几千甚至是更为有效的传播方式，它的对象跟我们出就某本书的版本有非常深入的讨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可能对谈到自媒体时代，我是反而更加喜欢2005年，甚至2007，2008年以前的那么一个状态。

媒体刚刚几位其实都谈到了，媒体一个非常大的职业的要求是要求有时间，时效性。两年来给凤凰文化也只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文化批评跟时评确实有着非常大的区别。时评的运动模式确实是非常快的模式，我写作速度太慢，我经常那个时候是下午四五点钟收到电话，八点钟之前交，一篇一千四五百字的文章，我一般是用满两个小时的，很多时评的作者是可以半个小时写一篇一千多字的文章。时评往往是表达一个观点的立场，但是你没法来比较充分地来提供我为什么持这个理论。文化批评的“批评”不仅是说赞同或反对，可能我们特别认同的某个理论，当然有很多是批评的，但更多的是包含分歧的。文化评论，字数长一点的要稍微慢一点来写作，相对之下，凤凰文化可以容忍我们稍微慢一点来写作。但是这有一个内在的我们说的矛盾的地方，比如说大家在提到美国像桑塔格这些文化批评的，那时候没有网络，也未必是报纸，有的时候是一些杂志，但是相对而言他的空间很多，网络发展也非常好。

晓渔兄刚才提到网络时代的时期划分，大家对于自媒体的认知为什么在两微时代变得这么强烈，大家在熟人网络里发表观点，他可能觉得每一个观点都能受关注。但微博就是一个大很多的海洋，到了博客时代可能只有韩寒的博文会得到多少点击，我的博文就没人看。最早时候个人以外的网站，那更不是每个人都能办到的事，这涉及到参与的问题。专业评论给大家的观感就是什么呢，他是知识分子写作、媒体发表的，甚至是媒体人在做的东西，大家可能有一种被代言感，大家已经被代言得太久了，现在都在强调个性。那专业评论和读者受众这个矛盾您怎么看？

王晓渔：应该没矛盾吧。比如我要表达什么观点，所谓的知识分子要表达什么观点，公众要表达什么观点，在网络时代应该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不管我前面说的个人的网站时代，还是博客时代，还是BBS的时代，我们都可以举出他有可能此前是一无所知，但是因为他的言论被大家关注着。所以我认为网络希望更多的开放空间，而不再限制一个准入证。比如传统我们说的纸媒时代，纸媒时代确实是存在一个比较严格的机制，但我们说的网络几乎不存在这个范围。

现在大家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你行你上”，你觉得这种逻辑是正确的吗？

王晓渔：我倒是觉得应该区分开，公众的评论只要没什么违反法律的应该都可以，比如我的文章下面有各种奇怪的评论，我觉得都没有关系，这本身就是言论多样的一个呈现，我们不能希望一个所谓的言论开放是只有好的言论，没有坏的言论，如果只有好的言论，就不是言论开放，这是很明确的一点。

但是这种“你行你上”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批评一个东西好像是等于是对它否定，那铺天盖地都是这些那谁还去干东西，你说这电影不好，你自己拍一个好的。这种逻辑的来源是什么，是不是一个大家求建设的心理所导致的呢？

王晓渔：批评与建设在我这儿同样也是问题，但不是一个操作性东西。我一向认为文化批评的价值就是参与社会建设。我觉得批评就是建设，两者之间很难区别，很多批评的东西经常很有正能量，全是正面的就很有负能量、没希望，如果大家都在批评那就还是很有希望的，说明大家有期待。如果说批评没有建设性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批评呢。

我发现眼下的评论，包括很多个人公号的评论，从总体的面貌来讲，还是否定或者说调侃居多。除了大家要宣泄，是不是在操作性上这种评论的困难也会更少？

王晓渔：作为作者，每位作者一定都想到我的文章是不存在的。每个人写的东西都会有一个对象，像我的文化批评未必是写给公众看的，我还是写给受过基本训练的、和教育的对象来，因为如果反复讲给公众是非常低效率的。我今天抱了一本潘恩的选集，他的《常识》与我们日常所说的常识有很大的区别，潘恩所说的常识是经过大家反复讨论之后所形成的关于价值观的共体。那我们所说的常识是一个百科知识，比如说这个菜和另外一个菜之间会冲突。我们今天所说的常识有可能是反常识的。所以我们文化批评的对象，同样用常识这个词指的对象就会不一样。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建立常识个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我所说的ABC是指的常识有很多冲突。我觉得没必要讨论基本的一加一是不是等于二，虽然现在好像有的时候经常说一加一等于三，我还是觉得讨论一加一等于二特没劲。

刚才谈到常识，这个时代最多常识的是公共知识分子。西方很多学者都是公共知识分子，但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不堪的形象。

王晓渔：公共知识分子和公知好像变成两种情感含义完全不同的词。提到公共知识分子至少还是中性词，提到公知，基本上完全是否定的。其实公共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其实已经是一个同义反复了，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产生在19世纪后期做了一个区分，就是指要介入公共事务的人，否则我们已经有现成的名词叫专家，叫学者，那为什么还有一个词叫知识分子。

当然我们也知道20世纪的中国，到后面知识分子越来越无法介入公共事务，以至于我们在前面加一个公共，以表明就说知识分子似乎已经介入这么一个事务。但是把一个人称为分子的话，基本上这个人就比较糟了，所以不用知识分子这个词。称单个体为知识人或者知识者，群体的话叫知识阶层。在此之前的那个时代，从古代到现在的中间有一个词是过渡的，叫智士阶级或者叫知识阶级。我们要知道知识阶级和知识分子是非常不同的概念，知识阶级意味着知识人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你有自己的独立的价格观，不必任认同他的群体。

《常识》开篇这句话就很重要，有些作者把社会和政府混为一谈，但实际上它们不但不是一回事，而且有不同的起源。他开篇第一句话就区分了社会与政治，那知识分子也就是我说的知识阶层，他主要做的其实是社会阶层的事情。文化批评主要是做社会建设，要有一个我们所说的社会的空间和大家经过讨论协商所形成的一种价值观，这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批评主要做的，或者我们广义而言是我们说知识人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对公知，批评人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在污名化，反智在我们的传统里是源远流长的。

没有鲁迅的时代，我们还需不需要鲁迅？没有鲁迅的时代，是不是还有可能出现下一个鲁迅。没有鲁迅的时代，在我们等待下一个鲁迅出现的这个期间，批评去往何处？

王晓渔：首先把有鲁迅的时代称作鲁迅的时代是有问题的，有鲁迅的时代不仅有鲁迅，还有胡适，还有钱穆还有太多太多人，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思想所产生的前提。我们是不是还需要鲁迅，当我们在讨论一朵花的时候，我们要讨论这朵花的土壤。我想这个时代不仅是需要鲁迅的，还需要所有我们前面提到的人物，在任何一种思想观念上都有一些代表性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