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独家专访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众说纷纭，大致当在公元前后经由西域传入中国。公元1世纪后期，东汉皇室中出现了佛教信徒，但当时佛教尚未在民间广泛传播。不过，外国僧侣的传道和佛典的汉译工作一直在进行。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凉州（今甘肃省西部）成为佛教的一个重要据点，并逐渐向中原扩展。东晋僧人法显曾前往印度求法。在这一时期，不少五胡政权的君主都重用佛教高僧，尤为知名的例子如后赵的石勒、石虎尊崇西域僧人佛图澄，前秦的苻坚尊崇汉族高僧道安，以及后秦的姚兴尊崇西域僧人鸠摩罗什。佛教诞生于被称为“胡”地的西域（包括印度），是高度系统化的宗教。有观点认为，五胡诸国的君主面对汉族高度发达的传统文化常怀自卑心态，因此倾向于易于接受且能消减自卑感的佛教。然而，实际情况远比这一解释复杂得多。接下来，将主要依据佐藤智水的研究展开介绍。

首先，五胡政权的君主希望利用高僧的异能。例如，史书记载佛图澄可驱使鬼神，预言了石勒将会受到夜袭，果然帮助他免遭劫难。其次，五胡政权的君主还试图借助高僧凝聚人心，维护统治。佛图澄的弟子道安在后赵灭亡后辗转进入东晋，在襄阳陷落时被迎回前秦。苻坚常称：“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高僧传》）此外，高僧接近五胡政权的君主也有依托其权力进行传教和翻译佛典的考量。实际上，佛图澄在君主的支持下建立了893座寺庙（《高僧传》），鸠摩罗什也在姚兴手下汉译了大量佛典（《晋书·艺术传》）。北魏初期也十分尊崇具有异能的高僧。比如，道武帝曾经招徕法果，太武帝要求北凉遣送昙无谶（最后没有成行），在灭夏时获得惠始，对其倍加推奉。太武帝还在四月八日佛诞日亲临门楼散华（为供佛而散撒花朵）。不过，他随后转向道教，开始尊崇寇谦之改革后的新天师道，以此获取统治正统性的根据。寇谦之与深受太武帝信任的崔浩结援，后者认为胡地的佛教造成了中原王法的混乱，因而反对佛教。在二人的煽动下，太武帝以新天师道为国教，以具有道教色彩的“太平真君”（440—451）作为新年号。根据新天师道的教义，太武帝成为地上世界的统治者。

446年，太武帝开始镇压佛教。废佛的原因有二：一是在445年，今陕西省中部至甘肃省东部的大片区域爆发了以盖吴（卢水胡）为中心的胡族叛乱，北魏为此很是头疼；二是带兵平叛的太武帝进入长安城后，在城内寺院中发现了武器，他由此断定寺院与盖吴勾结。在崔浩的建议下，他不仅诛杀了窝藏武器的该寺僧侣，烧毁了佛像，还严令全国禁止窝藏逃匿僧侣，逾期不出者被发现后不仅处刑僧侣本人，还诛杀窝藏者一门。

这一情况在450年崔浩被杀、452年太武帝被害后迎来转机。经过南安王拓跋余即位等一系列动荡，452年十月，第五代皇帝文成帝即位。文成帝在两个月后发诏恢复佛教。诏书中为废佛辩解称：“（佛教）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奸淫之徒，得容假托，讲寺之中，致有凶党。是以先朝因其瑕衅，戮其有罪。”（《释老志》）虽说北魏朝廷复兴了佛教，却不像以前那样放任。朝廷允许僧人修建寺院，但限定只能在人群聚集的地方修建一座，还限制了出家人的数量，大州50人，小州40人，远离都城的偏远郡10人。佛教被置于国家的统制之下。文成帝还任命师贤为管理僧侣的道人统。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次任道人统（改称“沙门统”）昙曜的主持下，北魏在都城平城西约20千米的云冈开凿石窟，修建了5座大佛。这些大佛最初修凿在石窟内，后来窟前的壁坍塌，佛像暴露在外面。据说这5座大佛的形象仿照了道武帝以来的5任皇帝——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即位前去世的皇太子景穆帝和文成帝。这是将北魏皇帝融入佛教教义的一次尝试。

佛教复兴后，北魏出现了大量青铜造像、石刻造像和洞窟壁面的浮雕佛像。这些造像多刻有铭文，铭文中常见“为……造像”的字样，通常是为家族、祖先或一族祈求功德。此外，也有不少“为皇帝陛下造像”之类的铭文以祈愿镇护国家，这类铭文在北朝的造像铭中占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此类句子多出现在“邑义”，也就是在家信徒组织的造像上面。佐藤智水指出，使用这些字句不是造像者的自主选择，而是受到了僧人的引导。教团派遣僧人教化信众，将在家信徒组织起来，推动他们供养佛像，并引导他们在造像铭中加入如上字句，培养信徒侍奉皇帝的佛教信仰。这明显反映出佛教教团不仅皈依佛教，而且积极接纳护持佛法的皇权统治。邑义是由大量庶民参与的地域性团体。当时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人们希冀从佛教中寻求救赎。在佛教已广泛渗透到基层社会的情况下，统治者有意将其与皇权相结合，而教团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云冈露天大佛。云冈石窟开凿在东西长1千米的断崖上，大小石窟标号53个。昙曜五窟在第16~20窟，图为第20窟。云冈石窟石质松软，该佛像下半部分风蚀严重，不过其端庄威严的体态和从容不迫的面容都保存完好。

在南朝，佛教也相当普及。梁武帝就是狂热的佛教徒。他自称“三宝奴”，多次舍身佛寺，臣下每次都捐赠巨额赎金为其赎身。梁武帝的行为与把自己塑造成佛像的北魏皇帝完全不同，表面上看，其行为与身份极不相符，因此在后世受到了严厉批评，然而，他的行为实际上也包含通过佛教来凝聚民众的意图。此外，由于梁武帝笃信佛教，南海诸国也遣使奉上了带有浓厚佛教色彩的国书。当然，寻求贸易往来才是真实目的。不仅梁朝，早在刘宋时期，佛教就已经成为促进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话题回到北魏。佛教教团的形态似乎并不是在废佛以后才出现的。439年，北魏灭北凉时，曾迁徙3万余户到平城。据研究，这些人中包括废佛后的首任道人统师贤——他是罽宾（今克什米尔地区）的王族，废佛前太武帝时的皇太子（景穆帝）的师父名僧玄高，以及后来的沙门统昙曜。凉州佛教对北魏佛教影响巨大。凉州佛教具有国教色彩，凉州的在家信徒常常为国主以下敬造经塔。很可能凉州佛教的特色随着人口迁移被带到平城，成为复兴后佛教团体寻求生存之道的重要参考，并促成了云冈石窟五座大佛的修建和北魏佛教崇拜皇帝的变化。

总之，北魏的佛教在经历弹压和复兴后，出现了重要变化，从过去崇尚高僧异能的宗教，转变为国家佛教。

云冈石窟佛像服制的变化也值得关注。这些佛像的着装不同于印度和西域，袈裟的胸口敞开，内衣有两襟束带，这便是佛像的中国化。而这一基于中国传统服制的变化与孝文帝的服制改革时间重叠。因此，有研究者认为，云冈佛像中国式服制的出现可能为孝文帝的改革提供了契机。另外，尽管数量稀少，但北魏迁都后出现了一些在家信徒的墓志，志文中明确记载墓主虔诚信奉佛教。

随着西域僧人往来增多，佛典汉译不断发展，佛教教理也显著深化，南北朝时期呈现出各家争鸣的盛况。这些教派中包括净土宗和禅宗。被尊为净土宗祖师的昙鸾是北魏人。受达摩教诲，成为禅宗第二祖的慧可也活跃于北朝末至隋初。

本文摘自即将出版的《北魏史：迁都洛阳之前与后》（[日]窪添庆文 著，付晨晨 译，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