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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春，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亲临北京人艺，指导他的经典剧目《推销员之死》。曹禺邀请米勒到家里做客，其间拿出一封信，逐字逐句念给他听。信是画家黄永玉写来的，信中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一旁担任翻译的英若诚为难了，这还翻吗？全都翻，曹禺说。在人艺演员蓝天野看来，这些话，说到了曹禺的心里。

当《雷雨》遇上了阶级分析

1933年暑假，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二楼阅览室里写出《雷雨》的曹禺，没想过它会成为“中国话剧百年一戏”。

这个大户人家的乱伦故事在他的脑子里已经生长了5年，有些人物就活在他身边。比如繁漪的原型就是某同学的嫂子：南方人，会一点评弹，二十多岁嫁给同学的哥哥当续弦。丈夫是个木讷古板的工程师，满足不了她感情上、生理上的需求，于是她就跟小叔子好上了。

曹禺花了很大功夫去写剧中人物的小传和札记。剧本中，每一个人物出场前，都有一段简短生动的介绍，文字相当漂亮。

巴金是在北平三座门大街14号的一间阴暗小屋里，一气读完《雷雨》原稿的。他流泪了，但同时感到一阵舒畅，决意推动出版。

《雷雨》很快被搬上舞台，郭沫若看后大加赞赏，李健吾评论：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今天，它在戏剧史上依然拥有突出地位。通常认为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戏剧走向成熟。

1953年，成立伊始的人艺着手选排优秀剧目，想从院长的成名作《雷雨》开始。演周朴园的郑榕说，按当时搞运动的潮流，采取阶级分析法为《雷雨》中的人物排队：周朴园是极右，鲁大海当然是左……于是，扮演繁漪的吕恩哭了：我演了十几年戏，现在我不会演了。

不能入戏的还有作者本人。1954年，新社会版《雷雨》上演，观众连夜排队，各地兴起复排热潮。有段录音记下了曹禺当时看戏后的心情——“舞台上的人物不是在我脑子里所想象的那个人物。”

他的情感总被环境影响

1952年，周恩来找曹禺长谈过一次，问起他的生活和创作情况。曹禺说，生活很好也很愉快，谈到创作却卡住了。从最近的一次创作《艳阳天》算起，他已经5年没有写出东西了。

“中国有句话，江郎才尽。我不说才尽，我有没有才，真是个问题。一拿起笔来写现在，就感觉到肚子里一无所有。不像从前，拿起笔来顺溜极了。”研究者说，他知道应该怎么写，就不会写了，写出来，也就不会好。

除去“文革”10年空白，三十多年里，曹禺成形的创作总共只有两部半。一部是《明朗的天》，写协和医院的一群知识分子接受改造，但写完后他感到荒诞：“我也是个‘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怎么写别的知识分子改造好了，实在是捉摸不透。”翻案之作《王昭君》是周恩来派下的任务，意在“歌颂民族团结”。《胆剑篇》是“集体创作”风行时，领着于是之、梅阡创作的，用来号召正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老百姓扎紧裤腰带。

曹禺不是不明白。1956年，他在谈《家》的改编时说：“写剧本不应该老是被政治概念拖着走。”

在蓝天野眼里，曹禺是一个带点孩子气的、很天真的人。万方说，父亲天然有一种对人的兴趣，哪怕坐在轮椅上被推进公园，他也在观看来来往往的人，留意他们的穿衣说话，留意他们的关系。女儿万昭说，父亲是一个很感性的作家，他这个人就是一团感情，但他的感情总是容易受周遭环境的影响。

他在“文革”期间的表态文章被剧作家沙叶新归入“表态文化”。殊不知当年他每每过不了关，不得不从《红旗》杂志上抄口号，把自己骂得不是人了才算过场，回到家里难受得直抽自己嘴巴。

“文革”好像一幕10年大戏，演着演着也就演完了。其间，老舍投了湖，焦菊隐的骨灰装进了一个7块钱的骨灰盒，66岁的曹禺重回人艺，担任院长。他对人艺、对舞台还是一往情深：“我是爱这个剧院的。因为我和一些老同志在这个剧院天地里，翻滚了30年……戏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台。”只是他的生活已被置换、抽空。

费尽心力写不出东西

复出后，曹禺的社会活动非常多，每次回到家，就只剩下疲倦和沮丧。他对女儿说，我知道写不出来，我用社会活动来填补痛苦。

上世纪80年代末，曹禺决心抛开诸多应酬，找回原来那个自己。他把自己关在上海的寓所里，重拾起解放前未完成的剧作《桥》。他给女儿写信谈，找人谈，费了很大的心力，常常夜里醒来趴在那里想写下去，可总有那么多想不通的关、过不去的坎，最后，心气越来越弱，终于没能写成。

万方在父亲身后整理遗稿时，看到了这一时期曹禺留下的大量剧本大纲和对白残篇，它们大多只在稿纸上开了一个头。万方说，文学创作完全是依靠人的生命，如果生命被扭曲，很难写出东西。父亲那时常对她说：“我觉得我不知道被一种什么无形的东西锢得这么紧，总是放不开。”

万方看着晚年的父亲依赖安眠药寻求安宁。有一天清早醒来，她看到父亲满面是血，玻璃碴子插在头发里，样子骇人。在药物的作用下，他夜里昏昏沉沉一头撞上书橱，自己却浑然不觉。那段时间，曹禺枕边总放着一本《托尔斯泰评传》。有时，他读着读着突然撒手，嚷嚷起来：“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她时常被父亲房里突然爆出的一串呼喊惊醒：“小方子！我要跳下去！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每天用嘴活着！托尔斯泰那么大岁数还要离家出走，我也要走！”第二天早晨醒来，他又怏怏自嘲，“就我，还想成托尔斯泰？”

病榻上的曹禺在心境灰暗时，会找来弘一法师的书，翻到其中一页，念给万方听：“水月不真，惟有虚影，人亦如是，终莫之领。”他放下书本，静一静说，“这是另一个世界，和马克思的世界不一样，和资本主义世界也不一样。你觉得如何？”

美国剧作家

米勒眼中的曹禺

我们今天到曹禺的住处吃午饭。曹禺总是热情洋溢，好像总要惊叹或过度赞扬某件事物。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收藏的画册，里面是装裱的信纸，即使我这样的外行也能看出来，那上面的书法十分漂亮。这是他的老友、大画家黄永玉的来信，曹禺为我们逐字逐句地念。

他对我和英奇、英若诚和吴世良，以及他的两个小女儿读着这些尖锐无情的批评，神情激动。这情景真是令人难以忍受。我坐在他旁边的摇椅里；英若诚坐在他的另一侧，翻译出每一页横排的龙飞凤舞的八行字。每一行，都在宣判着他的艺术生命的死亡。热情的问候之后，紧跟着对已逝才华的惋惜。我一时觉得这是个笑话，是一种中国式的智慧，在最后一秒钟把残酷转为优雅的嘲讽，变成鼓励的假设。这封信很长，曹禺感激而恭敬地把它装裱、收藏起来，又把它读给大家听，他这样做时到底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

……

曹禺的英语虽然生疏了，但是仍然能用。他有时想帮助英若诚翻译，却被后者更正。他击打着扶手，对每一句都赞叹不已。结束的时候，矮个儿的曹禺手指着这本画册喊道：“实话！这才是好朋友应当做的！千真万确！”他离我很近，我看见他眼含泪水，目光炽烈。